据报道：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拟在正扩建的新馆中设立历史证人个性化档案墙，目前一万多名历史证人的档案已经整理搜集完毕。此项工程将建馆二十多年来收集到的包括李秀英、夏淑琴、拉贝、约翰·马杰、魏特琳等南京大屠杀幸存者、遇难者、外籍人士，以及加害者原侵华日军老兵等历史证人档案资料、证词证言、新闻报道等制作成个性化档案、陈列于展览之中，供观众参观、查阅。新建立的个性化档案搜集了一万多名历史证人的档案资料，其中包括三十九名外籍人士、一百〇三名原侵华日军老兵、二千六百六十三位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和九千六百二十位南京大屠杀遇难者。

     看到这则消息，我有许多感慨。在我的博文中，我曾几次提及此事（《安妮，中国人应该向你学习点什么》和《中国要大国崛起，须防日本搅局》《小泉参拜与中国档案》），但都反响平平，并没有引起网友们的关注。这说明中国人并没有将今天中日关系中的被动局面与中国人的档案意识联系起来，也就是说还没有找到问题的症结。我们正在承受着我们的前人档案意识薄弱的后果还不自知。现在有人开始为七十年前的那场人类大悲剧建立档案，是不是已经太晚了，我们还能找到当时的珍贵的档案吗？面对日本右翼“拿证据来”的狂妄叫嚣，我们是不是感到捉襟见肘了，我们还能理直气壮地让他们低头认罪吗？

     在七十年前惨案发生中，三十万冤魂，无论是军人还是平民，竟没有留下只言片语的证据材料，溃逃的几十万军队也没有留下作战记录，幸存者也没有写下安妮似的日记，中国人的集体无档案意识竟让这场惨案的痕迹消失得无影无踪，就像从未发生过一样。如果没有作恶的日本士兵的日记和旁观的德国人的摄影，中国人到那里去寻找证据。其实，我们还有机会弥补，日本战败后，日本侵华的详细的作战记录曾记下了他们的罪恶，但中国人却未能作为战利品全面接管，让他们带回国，或与美国人作了交易，中国人因此失去了话语权，在东京审判中未能彻底清算日本的侵华罪行，留下了巨大的隐患，使我们在对日关系上处处被动。我们在对日的正义要求上竟难以得到世界其它国家的同情和支持，现代中国人不得不因之而咽下这枚苦果。

     而反观同样在二战中受害的犹太人，他们在清算德国纳粹罪行的行为却得到了世界广泛支持，以色列长期不懈地在全世界范围追捕纳粹战犯，来维护本民族的尊严。他们依靠的是在二战后掌握的大量档案资料。中国人是不是从中应该看到自己民族文化中的巨大缺陷。轻视档案，也就是轻视自己的历史，同样也得不到别人的尊重，将自己置于被动的局面。

    在七十年后的今天，我们再来建立档案，对于南京大屠杀这件事来说已经太晚，拿目前仅存的这些残缺不全的档案资料让日本右翼低头是没有力量的，也难以扭转日前的被动局面，我们还将长期承受档案意识缺乏所带来的严重后果。但愿中国人能从这件事中认识到档案的重要性，从而建立起档案意识，不要再为档案意识的缺乏而给我们的后代留下无法弥补的后果和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