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博客中所发的关于档案的系列文章下，不少来客留言表示了对档案的内容虚假的疑惑，还有些人干脆表示对档案的不信任，甚至有圈内人认为在目前做假成风、信用缺失的社会环境中，档案一产生，许多内容就是虚假的，劝我不要太天真。这种对作为社会记忆库的档案的怀疑态度，一方面折射出我们这个社会存在着着严重的信仰的危机，另一方面也表现出大家对档案的形成过程和档案特性缺乏深入的了解。这需要我们进行仔细的分析。

    档案并不象其它信息材料是在事后形成的，而是在活动进行过程中形成的，并且是为完成现实工作而形成的，绝大多数形成者并不知道这些材料会作为档案留存下来，因此它能较真实地反映活动的历史面貌。至于档案内容的虚假，有两种情况：一是档案的形成者本身就在进行着虚假的活动，如58年的放卫星、文革中制造冤假错案、当前一些单位做假帐、假的情况汇报等等；另一种是有意隐瞒真实情况，故意造成历史错觉，如曾国藩伪造《李秀成自述》，而这些虚假内容的档案在其它材料的佐证之下，成为了做假者做假的历史证据，因此这些档案仍然是真实可靠的，离开了这些档案材料，他们的行为是难以被坐实的。因此，档案没有假的，假的也是真的，关键是要能够辨别和正确的使用。因为档案是第一手资料，使它成为人类社会的元资源信息，是最真实可靠的信息资源，要研究历史问题，档案要居于图书、资料、情报之前，是第一要收集的信息材料，缺乏档案基础的任何历史结论都是难以成为信史的，也是难以弄清楚的。

   也有不少朋友认为，档案是统治者的治政资源，因此，档案是他们任意篡改、涂改和伪造的产品，是不可信的。这是一个误解。即使在封建专制制度下，统治者也要保证档案的真实性，因为他们的不想自己骗自己，难以想象他们大兴土木兴建档案库，却容忍里面都是虚假的档案，统治者不是傻子，他们无不制订了严酷的律法，来制止档案形成过程中的做假行为，以保证档案的真实可靠，以至于真实得让他们自己都感觉到害怕，如是，历史上存在着一个普遍现象，在政权面临倒台之时，无不伴随着大肆销毁档案的行为。那么，为什么在社会公众面前会形成档案是统治者任意伪造的产物呢？因为在历史的很长一段时期，档案是不对外开放的，即使出于政治目的偶尔发布一些档案也是经过了技术加工，而不是真正意义的档案了，而这些假的可能性比较大。因此，也使社会公众失去了对档案的信任。但现在不同了，我国实行了档案开放政策，我国公民可以凭有效证件去档案馆查阅档案，是真是假由你自己去辨别。我们也不必站在门外指责档案馆里面的档案是假的。

    那么如何识别档案的“假”呢？这要从档案的构成说起，其实档案是由三个部分组成，是一个有机体，缺少任何一部分都不是档案。第一部分是档案的载体，档案的信息是一定由特定的载体承载的，载体是档案的生命所在。档案的载体一定要是材料形成时的原始载体，它带有档案产生时期的特定特征，是档案原始性的基本表现形式。如德国《明星周刊》曾刊载《希特勒日记》，经许多资深历史学家鉴定，认为是真的，直到有人对日记的纸张进行化验分析，发现其中有二战之后才有的化学成分，从而才认定为伪造，这才戳穿了其骗局。我们从此不难发现，辨别档案载体是辨别档案真假的最重要的手段。第二部分是档案的形式特征，档案是在特定的历史活动中产生和形成的，必然带有那个特定时期的文体要求、用语习惯、印章、作者笔迹、文字特征、写作习惯等等，这些都是辨别档案真假的重要途径。有人传，说是雍正上台是因为篡改了遗诏，将“传十四子”中的“十”改成了“于”，这显然不合当时的文字用法，当时的“於”而不是简体字的“于”，显然这说法是站不住脚的。第三部分是档案的内容，其实档案的内容也只能是相对真实，是真是假要与其它材料相互佐证。即使档案是真实的，也会因为使用者的主观因素而造成完全不同的结论。如当年将刘少奇定为“叛徒、内奸、工贼”的档案材料又成为了为其平反昭雪的证据材料。

   追求真、善、美是人类的本性，但在追求的过程中，我们应该把握正确的方法和途径。当前，网上人们对历史问题有着浓厚的兴趣，出了一些敢于“直言”的 “历史大家”，但从我所看过的文章中，没有一个是真正认真查阅过相关档案的，有些以档案冠名的文章也大都是一些从报章资料中拚凑起来的“大杂烩”，这不是一种严肃的历史研究的态度，真正要研究历史，就应该深入档案库房做“穷经皓道”的艰苦工作，而不能做无根据任意发挥。